35岁没技术男人干点啥(35岁没技术男人干点啥合肥)

中年人是国家进步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不该把他们排斥在企业、政府招录范围之外，代表委员们建议修订相关劳动法规，要求用工企业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
同时增加中年人才培训教育供给，助力其充电、加油

全国“两会”期间，“消除职场年龄歧视”成为热议话题之一。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和委员都提出了有关打破职场“35岁门槛”的建议。
其中，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提出的逐步开放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的建议一度成为网络热搜话题。
蒋胜男建议，倡导全社会招工应消除职场年龄歧视，帮助因经济、疫情及其他情况面临下岗再就业人群打破35岁年龄限制。
政府应对改变就业市场35岁年龄限制做出表率，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并先从北上广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开始。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也建议，考虑放开公务员考试35周岁限制，解放中老年劳动力。
林勇认为，中国人口增速放缓，生育率由高转低，中国将面临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多重挑战。
在人均寿命延长、婚育年龄推迟的当下，“35周岁限制”并不适应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也带来了一份“关于减少中年人力资源浪费”的提案。
胡卫表示，中年人是国家进步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不该把他们排斥在企业、政府招录范围之外，建议修订相关劳动法规，要求用工企业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并在各类企业中保证40岁及以上人员的比例。

“35岁+”的求职困境

40岁的李思红曾深刻体会过年龄问题给自己再就业带来的巨大阻碍。

2020年以前，李思红已经在一家规模为400人的互联网企业中做了三年高管，主管市场运营工作。
长期加班和高强度的工作让李思红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020年1月，李思红选择了离职，打算给自己一段休息的时间，好好调整一下身体和心理状态。

李思红当时打算休息两三个月，再去找新工作。
她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高管位置，凭借现有资历不难找到新工作。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没想到离职后就赶上了疫情暴发，李思红自此开启了近一年的失业生活。

在这之前，李思红已经有10年没有在网络平台上找过工作了。
“从某个时间起，我换新工作都是被新公司挖走或者朋友推荐，但此次面对年龄较大的现实情况以及失业的压力，我也不得不在网络上投了大量简历。
然而，得到的回复却很少。”

此前，陈微投递了几十份简历，但大部分石沉大海，只有少部分有回应。
陈微表示，由于年龄问题，有的工作已经拿到了录用通知，但是最后对方又反悔了。

2021年，智联招聘发布的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显示，80.1%的中高龄求职者认为找工作的最大困难是年龄限制，20.6%的51岁-55岁中高龄求职者被正常经营的公司因年龄因素裁员，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
在2020年3月已离职的35岁及以上求职群体中，到9月仍有62.9%继续在智联平台投递简历，失业时间已超半年。
其中35岁-49岁和50岁及以上群体的比例分别为63.6%和54.7%。

中年人失业后再就业本就困难，而疫情的发生让更多35岁以上求职者感受到了冲击。

年龄歧视加重中年人的就业压力和生活焦虑

李思红认为，很多招聘企业对“35岁+”的人存在很多误解，虽然自己年龄已经40岁，但是心态却依旧很年轻，能够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有一次联系到一个十分感兴趣的工作岗位，该岗位要求对青年文化和时尚潮流有深入了解。
而我本人是看综艺、看番剧、看乐队演出，和比自己年龄低的人一起去玩剧本杀、密室逃脱、电子乐蹦迪的人，对青年文化和潮流文化十分了解。
当时的猎头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说服了公司的HR将简历递给了老板。
但是老板最终还是以必须招87后拒绝了我。”李思红认为，时代在变化，企业和社会也应该打破对中年人的固有认知。

蒋胜男表示，25岁至55岁是工作的黄金年龄段，大部分中年人都在努力地工作，且在生活的压力下，更是不敢懈怠。
不能由于少数人的倦怠就否定了整个群体的努力。
“因为中年人精力不足就要否定他们的努力，就要把他们抛弃吗？”

同时，每个人都要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当下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竞争激烈的时代，一辈子在一个单位或公司工作的机会减少。
蒋胜男认为，中年人前期的打拼固然是自身的资本，但若不及时更新理念、学习技术，就会被就业市场淘汰。
中年人如果不想被掌握更新技术的“后浪”所推，就应主动跟上时代步伐，完成自我超越。
“减少焦虑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好好磨练自己的技能。”

拆除“35岁门槛”从公务员招录破题

蒋胜男认为，减少就业市场的年龄歧视问题，要在政策引导和法律法规等多个层面作出努力。
之所以连续两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议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是因为她认为这是改变就业市场年龄歧视问题十分关键的一环。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也表示，“35周岁限制”现象或源于公务员招录。
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实无论公务员招录是不是“35周岁限制”的“系铃人”，作为一项国家级的招录考试，其招录政策上的设置与变动，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社会价值观。
而且，公务员招录条件的改变，可以由一纸公文上传下达，变化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直接，变革的成本也相对较小。
由此而言，拆除“35岁门槛”，从公务员招录破题，确实可以提高消除职场年龄歧视的速度和效率。

除了减少年龄歧视，拓宽中年人的就业渠道也十分重要。
蒋胜男表示，促进灵活就业、鼓励多元化就业是大势所趋，有利于让全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不被年龄问题困扰。

当前，李思红花费了更多的精力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考虑转型做自由职业者。
她给自己设了一年的期限，如果一年的时间自媒体运营还不见起色，会考虑和朋友一起做其他创业项目，或者做小生意。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认为，中年人是国家进步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支持国家三胎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关键力量，不该把他们排斥在企业、政府招录范围之外。

所以，今年全国“两会”胡卫带来了一份“关于减少中年人力资源浪费”的提案，提出四方面建议：

一是修订相关劳动法规。
要求用工企业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并在各类企业中保证一定的40岁及以上人员比例。

二是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
可考虑在公益性岗位安置中明确40岁及以上人员比例，对部分社会经验要求较高的工作只向40岁及以上人员开放。

三是支持中年人才职业转型。
加强社会引导和企业引导，一方面增加中年人才培训教育供给，助力其充电、加油，更快提升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让中年人更多向非持续高强度或技术类工种转移，发挥其经验和技术优势、规避其体能相对不足的缺点。

四是鼓励中年人才返乡建设。
三四线城市和乡村的节奏显著慢于一二线城市，工作节奏更适合中年人才持续发挥能力优势，建议鼓励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出台“倦鸟归巢”的人才回流计划，支持乡村振兴和西部大开发，逐步实现人才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