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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岛国(飞岛国游记内容概括)

2022-05-16 15:34生活百科 人已围观

简介法意导言《格列佛游记》何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寓言?斯威夫特的游戏文字下,埋藏了何种严肃意图?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古今嬗变何以在此发生?这些问题都指向了斯威夫特的古典...

法 意 导 言

《格列佛游记》何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寓言?斯威夫特的游戏文字下,埋藏了何种严肃意图?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古今嬗变何以在此发生?这些问题都指向了斯威夫特的古典关怀:人应该如何生活。

洪涛所著《〈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一书正是基于这一主要关怀,对《格列佛游记》蕴含的普遍、永恒的价值进行了阐述。全书从古今视角切入,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一、飞岛国“哲人”与“慧骃”是否分别象征“今”与“古”且彼此对立;二、慧骃国是否就是“格列佛”乃至斯威夫特本人的理想;三、《格列佛游记》是否终结于“格列佛”的愤世隐遁;四、何谓写作的“真实”。这些问题无疑都牵涉着另一个隐含的且更为根本的问题:“今”(表现于小说中的17世纪以来的英国社会、政治及其文明)是否一定胜于“古”(在小说中所隐含着的处处与“今”相对照的古典传统)。在此意义上,要全面理解《格列佛游记》,就不能离开斯威夫特所置身的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背景。本文为《〈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的引子。

《格列佛游记》,

一个现代国家寓言?

飞岛国(飞岛国游记内容概括)

飞岛国(飞岛国游记内容概括)

洪涛著《〈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1945年秋,因出版《动物农庄》名声大噪并初尝成功滋味的奥威尔,却作了一个惩罚性的自我判决——于英国北部赫布里底群岛中一个名为朱拉的荒凉小岛,租下一座废弃的屋子,以做一个“悲伤的、孤独的人”[1]。奥威尔此举令人费解。《动物农庄》的倾向,尽管与英美战时绥靖主义政策不一致,就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知识界普遍左倾氛围而言,也不能说合时宜。但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苏联取而代之,成为西方主要敌人,《动物农庄》所讥刺的对象正是苏联革命,非常合乎这一即将来临的变化,该书甚至因之而被视作冷战开始的征兆。此书出版后受大众读者追捧,且为权力部门重视,并不令人吃惊。只是“成功”或“合拍”不仅未使奥威尔步入政治权力与荣耀的中心,反使他“自我放逐”于一座荒凉小岛。该岛气候严酷,于奥威尔病弱的身体而言,几乎是致命的。这究竟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呢?据奥威尔本人的说法,朱拉岛将是最后一个受即将来临的极权政权影响、因而可被视作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奥威尔此说令人惊讶:法西斯主义不是已被击败、极权政权不是也遭覆灭了吗,奥威尔的国家——英国,在这场针对极权威胁的艰难的自由之战中,不是已经赢得最终的胜利了么?那么,他所谓“即将来临的极权统治”,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动物农庄》中影射的对象——还是,别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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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要到奥威尔《动物农庄》之后的其他作品中去寻找。在完成《动物农庄》这一政治意味“显豁”的寓言之作后,奥威尔意犹未尽。这部小说的成功似乎只是让他有了避居朱拉岛的机会,从而得以准备——他真正重要的——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然而,在《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这两部奠定其传世声望的小说之间,亦即在1946年,奥威尔还写了若干随笔和评论,其中一篇题为《政治VS.文学:对〈格列佛游记〉的考察》,发表在《论争》1946年最后一期。倘若想了解奥威尔有关极权统治的真实想法,而不是简单囿于“冷战”意识形态的解释——将这两部小说视作无论哪个阵营的思想武器,那么,思考如下问题就是必要的:何以他评论起了《格列佛游记》(下文或简称《游记》),仅仅因为斯威夫特是他所“最毫无保留地推崇的作家”[2]吗?毕竟,此时的奥威尔已感来日无多,急于完成他自视最后且最重要的作品。

那么,奥威尔是否打算让他的关于斯威夫特的评论,成为业已完成的《动物农庄》的“注脚”,或即将着手的《一九八四》的“序言”?的确,斯威夫特容易使人联想起奥威尔被归属且他自己也认同的这一传统:在不同程度上拒绝现代哲学式理论体系的建构,倾向于以想象的方式触及时代的核心问题,以政治和文学作为其活动领域的椭圆形的两个焦点。但是,不能否认,奥威尔和斯威夫特在文风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奥威尔的作品一直被认为缺乏“文学”式想象力而近于写实性新闻小说。即便被归属于寓言作品的《动物农庄》,也缺乏《格列佛游记》式的真正的喜剧性:后者直接承继了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传统,前者却并非如此。至于重要性远胜于《动物农庄》的《一九八四》,与斯威夫特式小说距离更远,它犹如一部纪实作品,毫无讽刺意味:只是严肃认真地记叙大洋国如何改造这位“最后之人”——温斯顿,以实现其理想、亦即完成旨在使人能够全然为权力摆布的人性改造。《一九八四》与其说是斯威夫特式的,不如说是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式的:呈现出一种“科学”式的严肃,无褒贬,不夸张。读者对《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反感,只是属于他们自己——源于读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想象力,而非源于奥威尔;而且,可以合理推测,也一定不乏将“大洋国”的治理术视作施政指南的严肃读者,正如不乏将《君主论》视作施政指南的读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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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20世纪现代国家成熟年代的奥威尔的“愈益觉醒”,或许使之对有关现代国家之诞生及其本质的另类叙事,产生了浓厚兴趣。《格列佛游记》正属于这一另类叙事,是反思现代国家的最早的伟大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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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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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迈耶斯:《奥威尔传》,孙仲旭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2] 乔治·奥威尔:《政治与英语》,郭妍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3] 《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4] 迈耶斯:《奥威尔传》,孙仲旭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430、342页。

[5] 乔治·奥威尔:《政治与英语》,郭妍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6]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张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页。

[7] 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1页。

[8] 乔治·奥威尔:《政治与英语》,郭妍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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