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像和影子的道理(铜像与影子的故事说明什么道理)

即便未曾听闻过“犍陀罗”三个字，初次得见犍陀罗造像时，亦会为其集高度写实与东方色彩于一体的形态所震撼。汇合了东西方文明元素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其美学精神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源泉之一。

正在嘉德艺术中心展出的《见相非相——犍陀罗佛像艺术特展》，精选了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等机构珍藏的99件艺术珍品，它们既反映了犍陀罗佛像艺术的不同形式和题材，也能让观众直观了解其背后的文化价值。

佛陀坐像 公元2世纪

佛三尊像 公元3-4世纪

佛陀头像 公元3-4世纪

双重寻觅：时间与空间

犍陀罗的梵文之意为“芳香之地”，其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地带，核心地区是白沙瓦——玄奘《大唐西域记》里所说的“弗楼沙”，往西是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和贝格拉姆地区，再往西北便是世人熟知的巴米扬大佛。

自公元前5至4世纪起，这里就由波斯帝国统治。此后，先后有希腊、安息、贵霜等强劲势力角逐其间。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对新征服的西北印度地区实行分封建制，将此地纳入自己的疆域。伴随着一系列军事行动，他还将希腊化艺术形式与当地佛教思想相结合，使得犍陀罗艺术具备了印度与希腊两种文化交融的独特气质。

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古印度文化在这里天衣无缝地互鉴融汇之后，又传播至东亚，进而成为异彩纷呈的世界性文化。其重要性与佛教造像艺术渊源颇深，虽然学界对到底哪里最早出现佛像尚存争议，但犍陀罗艺术当之无愧是佛教造像艺术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就拿不少人比较熟悉的佛陀像来说，其头顶肉髻隆起，身着通肩式的袈裟，由于借鉴了古罗马神话中阿波罗的形象，故而身形魁梧挺拔。以至于人们惊叹：东方佛像却长了一副欧洲面孔。

走近造像：特征与题材

在佛教产生的最初五六百年间是没有佛像的，原始佛教艺术中常以莲花、莲座、菩提树或佛足印来表示佛的存在。

犍陀罗造像人物面部西方化特征明显，靠近白沙瓦的古犍陀罗中心地区更是如此。人物大都鼻梁高耸，眼窝较深，口鼻处留八字形胡须，头顶波浪形卷发，身着V字领通肩袈裟，衣褶流畅，高度写实。展览中的一尊公元2世纪的佛陀坐像，希腊式卷发，深目高鼻，庄严肃穆的神态不失为犍陀罗造像中的经典之作。

历史上的犍陀罗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是亚欧大陆的贸易中转站、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置身人类文明交汇融合的十字路口，它吸收了多样的美学理念和艺术表现技法。犍陀罗艺术的一大特征便在于其艺术自由化和开放性。犍陀罗造像人体表现手法写实，其立像的双腿普遍呈动态姿势，一腿膝部弯曲，一腿直立承重，这是古希腊、罗马雕塑中塑造人体重心平衡的典型姿态。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不难看出不同文明因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甚至可能蕴含来自西亚的宗教传统。

犍陀罗造像题材除了极具特色的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外，还在于其不局限于佛教的内容。如梵天、帝释天、吉祥天女原本是印度教中的神灵。还有诸多来自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祇，譬如犍陀罗艺术中的阿特拉斯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擎天神，经由本地工匠改造后，经常带有双翼，身体健壮。

源头活水：传播与入华

古印度时期的犍陀罗一直是丝绸之路的要冲，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了犍陀罗国那些残破衰亡的佛教遗址。建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便明显可见犍陀罗风格的影子，可以说，犍陀罗佛像艺术是我国佛造像的源头。然而在国内馆藏中，犍陀罗艺术的实物藏品却少之又少。

梳理相关典籍可知，犍陀罗艺术发展成熟之后，开始由印度西北部向周边地区传播，向西至阿富汗东、中部地区，如后期犍陀罗艺术的巨制——著名的巴米扬石窟；向东北，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此后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佛教造像艺术。

如大同云冈石窟造像，便明显带有犍陀罗艺术古朴刚健的风格气息。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有一尊十六国时期的金铜坐佛，这尊可能出土于河北的造像，其波浪纹的发缕，V字形衣领，厚重的衣褶，魁梧的身躯，无不与犍陀罗造像造型相似，气韵相通。佛陀双肩有燃起的火焰，更是犍陀罗造像中乐于表现的题材。

可以说，在中国的佛教艺术中，无论寺庙还是石窟，多以佛教造像为核心，它们与佛教建筑、壁画、雕刻等一道，共同构成既神秘又厚重的视觉语汇。（陈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