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右倾是什么意思(左倾右倾是什么意思区别是什么)

前言

小的时候，还没上学的时候，看过一场电影《北斗》，里面主角为申长源和谢桂兰，他们参加了刘志丹的红军，剧情中谢桂兰却被当作“敌人”拘押入狱了，关键是连陕北红军当时的最高领导也被抓了起来，小的时候很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一曲。长大后阅读《白鹿原》，里面也有进步女青年白灵，到了红军队伍里，还被锒铛入狱，最后死于非命，令人唏嘘。

再后来，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书中经常提到“左倾”和“右倾”两个名词，到底“左倾”和“右倾”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字面上看，“左倾”代表着激进和超前。“右倾”代表着“保守和落后”，用毛主席一句幽默的话进行概括，则非常清楚：

如同妇女生孩子，

七个月就硬压出来，即是“左”。

过了九个月还不准出来，那便是“右”了。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对革命的危害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阶段，由于当时特殊的残酷斗争环境，党的主要负责人对形势判断的错误，导致了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出现，“左”倾错误对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害巨大。

从“八七”会议后，1927年10月，西北共产党人深入到军阀部队中策动清涧暴动开始，到1935年10月下旬，党中央到达陕北，在这几年间，“左”倾错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大的干扰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1930年6月，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对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所提供的革命发展时机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

“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

想学苏俄搞中心城市暴动，并认为这样就“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因而提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 “要大干，不要小干”，而党则应“勇敢地号召群众”。

当时西北地区由于偏离中心城市、革命武装力量尚很弱小等原因，未被列入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中去，但也要进行暴动，以促进革命高潮之来临。

1930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会议，根据“立三路线”要求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精神，成立了陕北行动委员会和军事指挥部，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指挥。但当时西北地区经过清涧、渭华等地多次起义和农民暴动后，一时无法再组织力量大举暴动；另一方面，“立三路线”也遭到西北地区党员干部的普遍抵制。

刘志丹在会议期间就主动辞去了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之职，到陕甘边的地方军阀部队中去从事兵运工作。谢子长不久也离开陕北到上海，后又去甘肃平凉从事兵运工作。加上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按照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派人到陕北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因而这次“左”倾错误对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没能造成太大的危害。

第二次是在“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党的领导权。王明在批判“立三路线”的旗号下，推行了一条实际上比“立三路线”还“左”的路线，大批“立三路线右倾”，反对党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在军事上强调“进攻路线”，并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贯彻其“左”倾路线，打击、排斥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1933年初，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被推行到了西北地区，当时的中央代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不遗余力地贯彻“王明路线”。1933年4月，当国民党军队以4个正规团和6个民团的兵力进攻照金革命根据地时，当时根据地仅有1个团，杜衡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主张无条件进攻，并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大力排斥，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职务，将谢子长、阎红彦等调离部队。还企图将刘志丹赶走，但因遭到了广大红军官兵反对，未能得逞。刘志丹虽被留下来，但不给分配工作。

1933年5月底，杜衡强令红军南下开辟渭华新苏区，到敌人重兵防守的关中一带去作战。在敌重兵围攻下，杜衡又慌忙下令南下终南山，企图同当时西进的红四方面军汇合，结果在陕西蓝田被敌重兵包围，红军不得不分散突围，损失惨重。

而杜衡在危急关头借口向省委汇报脱逃，后不久在西安被捕投敌。照金革命根据地也因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后，内部空虚，同年8月初被敌人占领。这次“左”倾错误给西北革命运动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

第三次“左”倾危害是发生在1934年。1934年1月，在中共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宣称

“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阶”

声称当时正在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

并把宗派主义、过火斗争发展到了极点，残酷地打击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此时，西北革命斗争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经过刘志丹等同志的艰苦努力，重建了红二十六军，创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建立了起来，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后又粉碎了陕甘军阀的多次“围剿”，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不久，“左”倾错误推行者到了陕北，在大反“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推行“左”倾路线。错误地认为陕甘红军力量已壮大，革命已在陕甘取得了成功，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主张“打阵地战”、“全面出击”、“肃清苏区白点”。

他们的错误路线遭到了根据地干部的普遍抵制，刘志丹公开斥责这些做法是“立三路线的复活”，是被革命实践证明“有害而无益”的“左”倾路线。

刘志丹等同志的抵制，引起了“左”倾路线推行者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改组西北军委、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的方式，夺取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领导权，并借“肃反”之名，大搞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并开始逮捕一些不听他们话的干部。1935年10月劳山战役后，这种过火斗争、无情打击发展到了极点。

他们污蔑刘志丹为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假借调刘志丹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先将刘志丹与部队分开，加以逮捕。随后又逮捕了刘景范等一批负责同志，陕甘边苏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地方政权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

接着“肃反”又迅速扩大到陕北苏区和红二十七军。被捕和被押的干部遭受到了残酷的审讯，如鞭抽、刀砍，冬天睡觉不给棉被等。不少人在“莫须有”罪名下被迫害致死。

“左”倾路线的推行，引起了当时根据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也造成了根据地内部的混乱，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致使敌人对陕甘边和陕北的军事“围剿”难以被打破，各种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不少地方政权在少数坏人策动下投敌叛变。

在此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进入西北根据地，电令刀下留人，解救了刘志丹等一批革命同志。11月，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和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并对“左”倾路线进行了初步纠正，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任命刘志丹为中革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后又任命为瓦窑堡警备司令、红二十八军军长。彻底扭转了“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局，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并引导革命走上了正确的方向。

剖析“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质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与后来在党内统治时间较长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虽然有形式上的差别，但其实质都是严重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王明虽也曾打出过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但主要是为了所谓反“右”，这实际上是把“立三路线”里面的“左”倾错误推向极端。

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就是这种极端“左”倾思想的体现。这些错误路线在西北根据地的推行，必然要同注重实际的西北根据地的许多同志发生冲突，其分歧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到“七一五”大清党时，陕甘党组织的退守工作已基本完成，绝大部分已成功地隐蔽或转移，为西北革命斗争保存了重要的骨干力量。特别是西北的党组织较成功地利用了西北地区小军阀众多、矛盾重重，同国民党中央也往往貌合神离等因素，在地方军阀武装中成功地潜伏下了一批革命党人或革命的同情者，这就为西北后来的武装斗争创造了良好条件。

1927年中共汉口紧急会议后，西北党组织明确提出到农村去、到军队去，利用中共地下党员大力开展兵运工作。从1927年10月到1932年底，先后发动武装起义、兵变达70余次，在《白鹿原》书中，鹿兆鹏回原上发动起义可以依稀看到当年武装起义的影子。

这些武装斗争虽有不足之处，但对于打破西北的白色恐怖，重振西北人民的革命斗志作用巨大。后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西北党组织对兵运工作仍十分重视，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分化瓦解敌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都亲自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还成功地控制了陕北保安县民团、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将其改造成革命的队伍。

除了兵运工作，陕甘的党组织还针对这些地区哥老会、土匪众多，如不妥善解决，则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很难成功的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分别对待、争取与打击相结合的办法，较成功地解决了会、匪为害的问题，并壮大了革命力量。如在南梁一带，刘志丹说服了黄龙山“大王”郭宝珊率部投向革命，对周围地区的哥老会会首“郑大爷”、“马大爷”等，甚至一些地方民团势力都进行了说服教育，使其为根据地做了许多好事。

刘志丹同志还常告诫同志：

“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

西北地区革命党人将革命原则与灵活的斗争策略相结合，在当时来说是很得当的，确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当时的“左”倾路线代表，仅凭本本和主观想象去指导革命。他们低估西北地区情况复杂性，对革命过程的艰苦和曲折缺乏足够的认识，不理解刘志丹、谢子长等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将高度革命原则和灵活的实际斗争策略相结合的做法，只是单纯强调阶级阵线，和纯之又纯的“工农革命”。对于收编的一些农民起义武装不是进行教育和引导，而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认为“土匪色彩浓厚”，甚至“缴枪”。

为了达到红军应以工人为主的目标，脱离实际地设想要在西安招3000名工人，去改造根据地的红军构成成分。并因此攻击刘志丹等勾结军阀、白军军官。他们不顾客观实际，不对敌我双方阵营进行分析，更不懂得瓦解敌人的重要性，一味蛮干，结果是四方树敌，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弄得红军供应无着，立脚艰难，使得西北根据地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在《白鹿原》书里，鹿兆鹏一次一次革命失败的经历，就非常形象地说明这了个问题。

其次，是军事路线的分歧。在开展武装斗争方面，早年陕甘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次尝试，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性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斗争方略。清涧起义失败后，开始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

1928年渭华起义中，又认识到武装斗争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在陕西东部地区曾大力发动群众，创建苏维埃政权，后又逐渐地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志丹同志对此进行了认真总结，认为“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兵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不久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界开创了照金根据地，依托桥山同敌人周旋。而当时“左”倾路线代表者根本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先是要红军北上，打通“国际线”，后又要南下打关中。

刘志丹等同志据理力争，但被扣上“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的帽子，并被解除职务。“左”倾路线的指导，很快导致红二十六军覆没和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

1933年11月，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会议上，刘志丹同志沉痛地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在敌人力量较薄弱的桥山中段再创革命根据地。并为了广泛动员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在陕甘边地区开辟了三路游击区，逐步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新根据地。不久陕北根据地也创立成功，西北根据地再次兴盛起来。

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再次泛滥，又给根据地的发展蒙上了阴影。他们否认敌强我弱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反“游击主义”，主张红军应该“正规化”，同敌人打拼消耗的阵地战，并迫害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致使根据地人心浮动、对敌人的“围剿”难以打破。

最后，是关于土地革命路线的分歧。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进行土地革命，便不能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也无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在1928年5月渭华起义中，就把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作为革命的重要任务，并在渭南崇凝苏维埃政权内设立了土地委员会，着手准备在附近50余个村庄分田地，后因起义仅两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

其后，西北革命党人通过多次斗争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谢子长曾指出：

“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

“还要走井冈山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

1932年10月，红军在渭北武字区南原进行了分配土地的试验，1933年，又在照金根据地进行了土地分配，但不久这两块根据地均失陷。

1933年11月，南梁根据地开创后，在中共陕甘特委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工作，学习了《井冈山土地法》，结合西北地区实际和过去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当时土地革命的方针，重点放在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上，分掉富农多余田地，中农的利益尽量不去触及。因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只分川地和塬地。制定了分配土地的制度，在根据地推行，当时的游击区多限于分浮财，制定的这些基本方针，比较好地适应了西北革命斗争的实际，打击了封建势力，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斗争热情，同时中间力量也得到了团结。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进一步明确要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

到1935年，土地革命在陕甘边的华池和庆北等县全面铺开，不仅把广大民众动员了起来，同时把革命根据地进行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也在1935年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将土地革命作为根据地革命的中心任务，并正式颁布了《土地法》。

对待土地革命问题，“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看不见蕴藏在农民阶级中的巨大反封建力量，对于动员农民群众，创建农村根据地，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则认为是极其错误的观点。错误地认为：

“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

王明在反“立三路线”的旗号下，把反资本主义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实质上是否认中国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这种认识下，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均成为革命的对象，因而其在西北地区的执行者指责刘志丹等一批实事求是的同志，攻击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政策右倾，是“富农路线”。

特别到1935年秋，“左”倾路线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作，为了全面推行其“消灭富农”等“左”的政策，借“肃反”之名扫除绊脚石，把斗争矛头转向了党内，迫害、打击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根源，一是受第三国际的影响，教条式地接受他们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议。二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历史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无法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看不到中国社会封建势力的强大，片面地夸大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以及城市和工业无产者的作用，从而在阶级关系上，不但忽略了广大农民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而且反对同其他一切反封建力量联合，打倒一切，到处树敌，严重地孤立了革命力量。在革命策略和军事路线上，则过分强调城市暴动、进攻路线，陷入严重的单纯军事冒险。

此外，“左”倾路线代表者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是教条主义的，他们不是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是孤立地、静止地去研究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僵死的教条，特别是将苏俄革命模式生搬硬套，凭主观想象来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

“左”倾路线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推行，以及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也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大敌。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

而“左”倾路线代表者恰恰是在这些革命的关键问题上犯了错误，因而用他们的路线指导革命，革命事业受挫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