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政治性抑郁)

为什么有些场合不能谈政治性的话题？

因为某些人有强烈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性,

而在一个根本与政治无关的活动中,

可以从价值规律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政治常识以及哲学中规律的认识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去写.

比如现在给灾区人民拨款就可以从国家的宏观调控去入手,雪灾的认识可以用规律去深入分析等等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问我大家的政治倾向不同，甚至是有些人讨厌政治，讨论太多容易争吵。或者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时候你水平低的场合

简述我国公民应自觉履行的政治性和政治性义务的内容

1．公民政治性义务的含义:

公民的政治性义务,即公民对国家、社会应承担的责任。

2．公民政治性义务的内容：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第二，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是公民根本的行为准则，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第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从国家的角度看，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保证；从公民的角度看，它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

第四，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公民的光荣义务。为了保卫祖国，我们要自觉履行这个义务。

序言 刘瑜

刘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民主化、新兴民主国家、美国政治等，讲授课程包括比较政治学、比较民主转型、美国政治等。著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送你一颗子弹》等。

众所周知，谈论政治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在一个政治极化的时代尤其如此。很少有什么事物能够像政治那样，激起狂热的爱恨，让陌生人成为同道，让朋友成为敌人。阅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惊异地发现，罗伯斯庇尔曾经是死刑的反对者，但是不出数年，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政权就成为断头台的象征。阅读纳粹的历史，我看到有纳粹声称，毒气室的发明其实让死亡变得更加“人道”了——这样的残酷，竟然以“人道”之名出现。我还读过韩非子的名句，“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而他把这叫作“明主”。似乎，政治是一切关系、一切道义、一切概念的扭曲场；似乎，政治总是带来错位，理解政治的努力永远造成误解。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试图理解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而且因为政治中有我们命运的源头。水手在大海上航行，努力练习航海技术，掌握气象地理知识，储备粮食物资，殊不知，最能影响这场航行成败安危的，不是水手的智识，而是大海本身的“脾气”。它波涛汹涌，水手无处可逃；它风平浪静，水手才可能岁月静好。人类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政治“绑架”，它是我们所有人脚下看不见的大海，是我们必须穿越的看不见的暴风骤雨。

什么是比较政治学？

这门课的名称叫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可能性的艺术”这个说法，来自俾斯麦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通过“艺术”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力量，又通过“可能性”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限度，所以我把它用在了课程的标题里。

那么，比较政治学又是什么？我是从博士期间开始学习“比较政治学”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回答“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会饶有兴趣地追问：那你对美国大选怎么看？你对台湾的蓝绿之争怎么看？你对伊拉克局势怎么看？……可是，如果我回答“比较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在礼貌的微笑中陷入了沉默。为什么？大约是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比较政治学”是干什么的，听上去有点高大上，但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好好一个“政治学”，因为加上了“比较”二字，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可能有些朋友会出于直觉说，“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吧？这个说法只能说部分正确但不完全正确。事实上，如果去调查全球比较政治学者的研究领域，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只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是“国别专家”或“地区专家”，比如“拉美专家”“中国专家”“伊朗专家”等，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的在从事比较研究，其中进行国别案例比较的更是少而又少。所以，所谓“比较政治学”，其根本特性不在于研究内容是否真的在进行案例比较。

所以，即使是所谓国别研究专家，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获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后再将这个问题带入到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当中去。他得有那个“见山不是山”的阶段，才能使“见山又是山”成为一个境界。学者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我想他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意思。

其实，不仅仅是学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因为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然，我们现在不这样提了， 但是以前法治观念不强的时候，这种说法很常见。当时，这句话如此大义凛然，看上去简直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做了坏事当然要“坦白”，这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吗？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国电影， 听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坦白从宽”并非天经地义。现在， 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可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米兰达警告”，只觉得脑袋里“咯噔”一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三观碎了一地”——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但是，不，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他们担心这种“坦白从宽”的观念会造成或者恶化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弱小的被逮捕的个体之间应该有一个作为缓冲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师。

这些观点对不对另外说，但是，了解这些观点的存在，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非常重要。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情节，不知道“米兰达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远不会去思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欧美、印度、土耳其、乌干达……在北京也住过三年。有一次，我和他聊天，他无意中提起：“北京是我住过的最安全的城市……”他这句话说得平淡无奇，但是在我脑子里又带来“咯噔”一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陈述，而且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北京成为一个异常安全的城市？这背后有没有政治逻辑？它的政治逻辑又是什么？如果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国家的大都市长期生活的人，可能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更不会产生困惑，因为他会把都市的安全感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深夜出门吃个小龙虾，泡完酒吧叫个车，清晨到公园跑个步，似乎生活“本应如此”。但是，我们都知道，都市的安全感并非“理所当然”。战乱国家就不说了，即使是非战乱国家，比如墨西哥城、马尼拉、约翰内斯堡，甚至伦敦、纽约的某些街区，你都不会认为凌晨或者深夜在大街上独自走路是个好主意。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其实有时候，没有比较也没有惊喜。

所以我经常和学生讲，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也就是说，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的、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这正是这个课程的努力方向——把形形色色的国家纳入我们的视野，建立一个尽可能丰富的、完整的参照系，以此来定位现实。我们知道，理解和判断的前提是参照系的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年龄的大致范围，就很难判断多少岁算是长寿。如果人类年龄的极限是120岁，那么90岁就非常长寿了，但是如果极限是300岁，那么90岁就还是少年。同样的道理，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甚至不仅仅是出于“心怀天下”的世界主义情怀，也是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著者：刘瑜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号：9787559848048

出版时间：2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