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身佛(肉身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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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同一时期，佛教高僧章七三决定圆寂。
也可以说，他决意以肉身佛的形态继续存在。

七三生于一个叫做徐坑的小山村，里面居民多是章姓。
他家有个不寻常的传统：用数字给小孩起名。
“七三”即73，也就是他出生时祖父的寿辰。
皈依佛门前，他曾四处云游，广结善缘。
渊博的草药知识让他声名远播。
赢得众人敬爱的他以“章公”的名号广为人知。
自古以来，大家都认为他是兼济天下苍生、未来成佛的“菩萨”。

三世纪末起，包括章公在内的一些高僧，找到了成功控制自己死亡方式和时机的做法，是谓“即身佛”。
他们命令门徒在自己死后将尸身贮藏起来，并说等以后再挖出来，他们会发现尸身完好无损。

进而这些高僧就会服用含毒草药促进死亡进程。
草药含防腐功能，也会由内而外开始木乃伊化进程。
凭借自己的植物学知识，章公对此尤为熟稔。
最后一步是登上莲台打坐，进入深层次的入定状态。
信徒们坚信大师并不是真的辞世，而是得道成了活佛。

章公选择了福建阳春村附近的一处风水宝地用来坐化。
在这里，他进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并被村民持续祭拜——直到千年后的某天，突然不见了。

1997年，阿姆斯特丹的亚洲文物修复专家Carel Kolls收到了一件破旧的等身大坐莲佛像。
“佛像到我手上的时候斑驳不堪，”他说，“到处是虫咬。”双层木质底座同样处境艰难。
“我们就移除了底座，结果发现了亚麻布卷。”(佛像外观原文图片)

Kolls掏出这些布卷——其中一块卷成了垫子——往佛像里窥探，这一看不要紧，他发现自己正盯着一具人体：“我当时盯着的就是它腿下。”他赶忙给委托自己的收藏家打了电话，那是位名叫Oscar Van Overeem的建筑师。
“我正在国外，”Van Overeem回忆道，“Kools跟我讲：‘Oscar，信不信由你，你送来的不是雕像，是具木乃伊。
’我说：‘Carel，你一定喝高了，少特么逗我’我难以置信。”

7月14号的阿姆斯特丹，一名法官接手了这桩棘手案子，裁决以上两尊木乃伊是否为同一具佛像。
阳春村民的代理律师发表意见，指Koll工作室经手的木乃伊，即是二十多年前阳春村祠堂里被窃的章公祖师金身佛像。
他同时主张，Van Overeem不具有保留这具木乃伊的合法权利。
荷兰收藏家的代理律师则反驳称，众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都拥有木乃伊，Van Overeem收藏的这具也跟阳春村并无瓜葛；原告根本就告错了人，给他的委托人造成了精神损伤。

这一离奇案件牵涉到价值可达数千万美元物品的控制权。
由此引发的风波已影响到中荷高层关系，显现了中方对收复数世纪以来上百万件流失文物的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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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三月日落时分的阳春村，阵阵炊烟伴随着空气里满满的饭菜香。
村干道上到处是摇摇摆摆的鸭子、东窜西跑的鸡，还有从临镇放学归来的儿童。

这个村落位于密林环绕的山上。
即使2010年前后已经通了高速公路，从这到繁华的海滨泉州仍需2小时车程。
阳春村距高速出口仅有4千米。
村支书林开望说，这个村约有1800人口，大多数都和他一样姓林。

急剧增长的中国经济在阳春村遗留下了大杂烩般的建筑混搭。
一些村民住的是雕栏玉砌的青砖石瓦深宅大院。
也有素朴的红砖房和木屋，或是三五层水泥砖堆砌成的陋室。
部分房子贴着艳俗的亮黄或粉红瓷砖。
有户人家甚至动用了希腊式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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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木材冷杉在这里只是寻常植被，但阳春村近年经济繁荣的关键是茶。
村外一年三熟的梯田上种植的都是铁观音，它是乌龙茶的一种。
这种名茶在村庄里随处可见。
地道的茶具包括茶壶，盖碗，以及消毒锅和杯叉等等。
茶都装在小小的品茗杯里，喝完再添。

村上生活的物质和精神中心，都是村头的普照堂。
平日里，村民们闲坐在祠堂前的空地和台阶上谈天说地。
到了夜里，门口的广播又开始放着风靡全国的广场舞。
(普照堂原文图片)

祠堂的木柱跟墙壁上都贴着佛教对联，门口则横挂着中国随处可见的大红条幅标语，写着：“盼开山恩主显化六全章公祖师早日回归普照堂”。

章公祖师金身佛像历经中国多个世纪以来的局势动荡仍能幸存，正凸显了村民对他的爱戴。

守夜老人本该保障它的安全，但不出所料的，在1995年11月至为关键的一晚，他睡着了。
据村民林文宇(音)所说，当晚唯一注意到异常的是村口砖厂的职工，他们见到一辆小面包在崎岖的出村道路上缓慢行驶。
偏僻的山村里，汽车可是稀罕物，工人们满腹狐疑地盯着车后：“他们看到后排座上有个盖毯子的人影，议论是不是村里有人病重了带去治疗。”佛像失窃给全村带来了重击。
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的72岁退休教师林乐妙说：“你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有多沮丧，大家哭天抢地，个个悲痛欲绝。”

近二十年后，这块伤疤依旧没有愈合，以致一听说布达佩斯展出了疑似章公金身的展品，村民们立即就采取了行动。
他们让在匈牙利当厨师的村民去确认是不是章公祖师。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村民们马上联系了北京著名的中国海外流失文物追讨律师刘洋。
他跟荷兰律师事务所HIL合作，一纸诉状将Oscar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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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Oscar”，说着他开始了事发以后的首次深入采访。
Van Overeem是个精力充沛样貌年轻的54岁中年人，他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汗衫，鼻梁上架着圆框金丝眼镜，头发看起来像是几个星期都没好好打理。

与阳春村民天各一方的Van Overeem，是个只做高端市场的建筑与室内设计师。
他说自己经常给别的收藏家打造私人美术馆以赚取佣金。
作为日系建筑风格行家，他发展出了一套据称“精简细致”的超奢风格。

为了使我们熟悉他的作品，他举了个例子：在室内采用冷灰色调凸显他客户的万贯家财。
并且尽可能地使用雕塑及其它昂贵的手工艺品——比如一个亮灯的佛龛。
最后Van Overeem干脆掏出了据说是给某海湾大佬的豪宅设计，尺寸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是他的卧室这儿浴室然后，右边是个泳池，因为他喜欢起床后就开始游泳。
这块小点儿的用来养鲨鱼，这样他就可以”

“你是说鲨鱼？”

“没错。
酋长大人喜欢和鲨鱼共舞。
不过你放心，池子中间是有透明屏障的。”

建筑师是Overeem的第二职业。
他起初做平面设计，并且是领域里首批采用数字设计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有钱到可以搞收藏了。
他专注收集于唐末以前的中国文物。

Van Overeem说自己的首席代理人叫Benny Rustenburg，是个文物贩子和收藏家，现在菲律宾退休养老。
这个Benny“嬉皮佬儿一个”，却“也是个极好的生意人”。
Rustenburg在阿姆斯特丹有间宝库，Van Overeem说，也就是1995年在那里时，他第一次见到了改变自己人生的这尊佛像。
据称Rustenburg约在94年底至95年初从香港购得这尊佛像，于95年中旬运抵阿姆斯特丹——整整比章公肉身佛像失窃早了几个月。

Van Overeem起初没有购买这尊佛像的欲望，因为它是鎏金的。
“我压根不喜欢金色雕像，”语气里满是嫌弃。
佛像多处破损，饰以龙纹，看似明代产物。
很久以后，Van Overeem才展现出了丝毫兴趣：“我说‘但这终究不是我的菜。
’”

为了保持库存流通，文物贩子时常会把客户兴趣缺缺的玩意和看上眼的好东西捆绑销售。
这也就是“老油条”Rustenburg把佛像连同“几个漂亮的陶器”卖给Van Overeem的手段。

Van Overeem说之后他就把佛像放在了自己信赖的修复专家Carel Kools那里。
Kools则直到1997年初才开始着手佛像的修复工作。
搞明白这其实是件木乃伊后，Kools提议给它做X光扫描。
他在一间医院兼差，可以争取在下班时间借用放射科室。

“于是夜里我们就开始行动，整个过程像拍电影一样：我把佛像放到车前座，给它披上衣服系好安全带，”Van Overeem说，“接着载去医院，把它放到轮椅上，悄悄地带进放射科。
感觉就像印第安纳琼斯(夺宝奇兵系列电影主角)一样。”

X光分析显示佛像里有幅几乎完整的骨架(后续研究表明内部器官已被移除，部分指骨丢失，据Van Overeem推测可能是被当作舍利取走)。
Kools从麻布垫子上取样做了碳-14测定，鉴定其年代为13世纪，比佛像外层早了足足300年。

“接着我们又给佛像肉身本身做了测定，结果更让人想不通了，”Van Overeem说。
遗体是宋代的，又比垫子本身早上至少100年。
不过，正如后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位专家所说，后来的人们不断往佛像上添加部件也是很常见的。
在这个案例中，垫子先是被小心翼翼地塞进了佛像下面，之后佛像的外层又被重新镀金装饰一新。
但最不可思议的是整个佛像距今都已千年之久，这是收藏家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今天来讲，一个明代塑像，价值就在20000欧元(约22000美元)到100000欧元，”Van Overeem说，“那宋代的呢？放在过去，起码也是百万(欧元)。”这件最不受他赏识的艳俗“明代塑像”被证实其实是万里挑一的精品。

18年来，捡了个大便宜的美梦一直没有破碎。
Van Overeem说他甚至谢绝了一笔2000万美金的报价。
可自从他把佛像借给布达佩斯展出后，他和佛像的关联就变得风雨飘摇。

面对村民宣称佛像是通过盗窃途径得来的说法，展览主办方就此要求他撤展。
即使他一再申明，如果自己发觉佛像来路不正是不可能送去展出的，Van Overeem仍然一夜之间从体面受尊敬的收藏家变成了他人眼中不齿的销赃黑贩。
他瞬间成了夺人所爱为富不仁的“荷兰混球”，设计业务也跟着倒了霉。

应中方要求，警察开始上门盘问。
出国谈生意的时候，他甚至接到外交部的电话，命令他一旦回国立即前往海牙。

“我以为一下飞机就要被逮起来了，”Van Overeem心有余悸。

他并没有被逮，但被要求给恼怒的政府部门作出合理解释。
原来，荷兰首相恰在北京访问，却被中方突然质问到佛像归还事宜，对此一无所知的他尴尬到手足无措。
佛像越来越像个烫手山芋，整个事件也成了中国版的埃尔金大理石雕事件，成了帝国列强对中国文化暴力掠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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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说法，中国外流文物总数约在千万件。
其中部分是贸易物品专供出口，部分是文化珍品被贩卖获利，还有些则是被掳走的。

最为臭名昭著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
据中方所称，包括此次打砸抢烧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被劫走的珍宝在内，共有23000件赃物存在了大英博物馆。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负有部分责任。
1911年清帝国瓦解后，官员们互相勾结，从故宫内搞出珍宝再销往海外。

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与Hardy所称的“通过追索流失文物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自豪感与综合国力”紧密相连。

多年来，富人收购海外文物捐赠给博物馆以抬高自身地位是种相当时髦的行为。
不过最值得玩味的是一系列针对圆明园流失物品“盗窃行为”的追责。
2010年起，瑞典、挪威、英国及法国的众多博物馆成了众矢之的。
Hardy说，过去的这些抢劫行为可能是由外国私人收藏家委托实施的，不管他们的初衷是出于收藏还是捐赠，终究不能排除是“国家行为”的嫌疑。

中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
2014年后，以国家文物局领头的各级机关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海外文物追讨工作当中。

中方将此事上升为外交事件体现了对此案的重视。
只是幕后资助人仍不明了。
刘洋声称自己是无偿工作：“我没有拿过阳春村民一分钱他们都是相当朴实的山民。
我们要能成功追回来佛像，他们可能会主动送我些东西但这不是重点。”荷兰律师事务所HIL则拒绝提供出资人信息。

中国政府也改变了接收文物作为国礼的态度。
根据刘洋的说法，当局“不再鼓励中国富人回购文物捐赠给国内”，因为这样容易催生非法交易市场，随着要价不断上涨，能买下来的人也越来越少，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这一说法和Van Overeem的发现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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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一致认为这尊佛像就是他们的。

“小时候去祭拜章公祖师，底座有我眼睛那么高，跟这张照片看起来完全一样，”林文宇说。

“光凭匈牙利展的照片我们就能立刻断定，”老教师林乐妙说。
“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佛像。”

村干部林其周(音)说：“说这不是我们的佛像简直可笑。
我们全村人从小到老都去庙里烧香拜佛，事实我们都清楚，不需要公开辩论。”尽管如此，荷兰法庭上仍需围绕这件证据匮乏的案件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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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Van Overeem最不利的是没有Benny Rustenburg提供的收据来证实确有其事。
“二十年来，所有人都问我‘你能提供证据吗？’”他驳斥到，“拜托！我跟他一直保持现金交易，或者直接汇款到香港。”

更要命的是，Van Overeem无法寄望于文物贩子作证：“他死也不会吭声的。”领英(LinkedIn)上的确有个自称从“Benny Art”退休、现居菲律宾的Benny Rustenburg，但无论线上质询还是线下查访都一无所获。

村民们也深感证据不足。
村干部说佛像被盗前的老照片都“不在了”；尽管能对该案提供有力证据，据称能证实章公与此关联的阳春村族谱，也被“保管起来了”。

村民们最认可的强有力证据则是坐垫。
垫子侧面有两行相向而书的文字，部分已经缺损，关键内容如下：“本堂普照章公六全祖师自显化后，历经年载不记，其详始缘自(此处残缺)誓镇斯堂迨今。
人物零丁，香火不兴，灾难屡至，始得本里劝首林章新世兴等，运心抄愿当坊众户宝钞，重塑祖师宝相，粧饰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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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Overeem一面坚持“他们说的跟我不沾边”，一面也在试图妥协。
被传唤到外交部后，荷兰政府安排他与中国驻荷大使会见。
Van Overeem说他花了几个月不停地解释解释再解释，甚至特意跑去中国找了愿意买下佛像捐给国家的中国富豪。
结果国家文物局制止了这场交易，严正告诫他中国政府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捐赠。
“我彻底毛了，”他说。

2015年11月，Van Overeem宣告谈判破裂，开始着手考虑报价。
之后一位“富可敌国权倾天下的佛像收藏大家”接触了他，并提议双方做个以物易物的交换。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谈成了。”他说，佛像新主人要求一切保密，所以“不管怎样，我都已经拿不出佛像了。”

法庭和中方会作何反应且待日后再看，但正如James Robson所说：“这件佛像似是有着无穷的生命力如同章公再世一般。”

本文译自 1843magazine(有删节)，由译者 Leon 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发布。